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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在下午四点三十分回到临高县公安局东英镇派出所。 他把自行车推进车棚，锁好。车是所里的公车，后轮挡泥板上有红漆编号“临公派东英-07”。锁是铸铁的，钥匙挂在腰间钥匙串的第三把。他解下钥匙串时，手很稳。心跳得厉害，但手很稳。 走进办公楼。水磨石地板刚拖过，湿漉漉的泛着光。他的胶底布鞋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吱吱声。走廊两侧的门都开着，每扇门上都钉着白漆木牌：内勤股、治安股、刑侦股、户籍股。有人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动什么。是内勤股的刘同志在问这个月的肥皂配额。 陈四没停步。他走到走廊尽头的装备室。 门开着。老孙坐在桌子后面，戴着老花镜，正在登记簿上写字。桌上摆着搪瓷杯，杯壁上结着茶垢。旁边是铁皮饼干盒，盖子敞着，里面是回形针和金属夹。墙边立着三个墨绿色的铁皮枪柜，每个都有两层，带玻璃窗，窗上挂着黄铜小锁。 “老孙。”陈四说。 老孙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他。没说话。 “还枪。”陈四说。他解下腰间的牛皮枪套，双手捧着，放在桌上。枪套是旧的，边缘已经磨出毛边。他解开搭扣，取出转轮手枪。枪身泛着暗蓝的光。他把枪放在登记簿旁边，枪口朝左，这是他入职培训时学的：枪口永远不对人，包括自己。 老孙放下钢笔。他拿起枪，拉开转轮，对着窗户看了看弹巢。空的。他合上转轮，把枪放在掌心掂了掂，又打开枪身左侧的铭牌盖，核对上面的钢印编号。动作很慢，每个步骤之间都有停顿。陈四看着他的手。那手背上有褐色的斑点。 “临-警-1743。”老孙念出编号。他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 “嗯。”陈四说。 老孙在登记簿上找到今天的页面。左边是“领用记录”，右边是“归还记录”。他翻到三月十七日那一页，在归还栏找到“陈四”的名字。名字后面已经预先用钢笔写好了“临-警-1743”。老孙拿起桌上的印章，是木头的，手柄磨得发亮。他呵了口气，在名字后面盖了个“已还”的方戳。蓝印泥，有点洇开了。 然后他把枪插回枪套，扣好搭扣，站起身。他走到中间那个枪柜前，从腰间解下一串小钥匙，找到标着“丙”字的那把，打开玻璃窗上的锁。拉开玻璃窗，里面是两排枪架，每排五个位置。有些位置空着，有些位置插着枪套。他找到标着“1743”的空位，把枪插进去。枪套的皮带垂下来，搭在隔板上。 他关上玻璃窗，重新上锁。锁舌咔哒一声。 陈四看着。他等老孙坐回椅子，才开口。 “登记簿。”他说。 老孙把登记簿转过来，推到他面前。陈四俯身，在“归还人签字”那一栏签下自己的名字。陈四。两个字写得很快，最后一笔有点飘。他直起身，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私章，是牛角的，刻着楷体“陈四印”三个字。他打开印泥盒，是铁皮的，红印泥已经干了，表面裂成小块。他用私章在上面按了按，没沾上多少颜色。他把私章按在签名旁边。红色很淡，几乎看不清。 “行了。”老孙说。他把登记簿拉回去，合上，放进抽屉。抽屉也是铁的，拉动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陈四点点头。他没立刻走，站在原地。老孙重新戴上老花镜，拿起钢笔，继续写什么。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很细，沙沙的，像春蚕在吃桑叶。 “老孙。”陈四又说。 老孙没抬头。“嗯？” “今天……没什么事吧？” “能有什么事。”老孙说。他蘸了蘸墨水。“三点钟局里来电话，问上个月的损耗报表。我说早交上去了。他们又说没收到。我说那我再找找。其实我交的时候有回执，编号是乙-742。他们档案室的人自己弄丢了，总要我们补。补就补吧，反正纸和墨水又不花钱。” 陈四听着。他咽了口唾沫。 “我是说，”他说，“有没有人……来还枪？” 老孙终于抬起头。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他看着陈四。 “你问这个做什么？” “随便问问。”陈四说。他感觉后颈在出汗。制服是粗布的，领子有点硬，磨得皮肤发痒。 “没有。”老孙说。“今天出外勤的，除了你，就是老王和小李。他们俩中午就回来了，枪也还了。你是最后一个。” “哦。” “怎么，”老孙说，“枪有问题？” “没有。”陈四立刻说。声音有点高。他清了清嗓子。“没有问题。我就是……随口一问。” 老孙看了他一会儿。那目光很沉，像秤砣。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写字。 “没事就早点下班。”老孙说。“五点钟要开周例会，王所长主持。别迟到。” “知道。” 陈四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孙还坐在那儿，背微微佝偻着，花白的头发在窗外透进来的天光里泛着灰。墙边的枪柜静静地立着，玻璃窗反射着模糊的光影。1743号枪插在第二排第三个位置，枪套的皮带垂着，一动不动。 他走出装备室，带上门。门轴吱呀一声。 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内勤股的门关着，治安股的门也关着。只有刑侦股还开着，能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是王股长在训人，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出来。 “……现场勘查记录写的是‘疑似钝器击打’，你报上去就写成‘确定钝器致死’？谁给你的权限？法医科的鉴定报告呢？没有报告你就敢写确定？要是错了呢？要是凶手用的是别的东西呢？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陈四加快脚步。他走到楼梯口，下楼。楼梯是水泥的，边缘镶着铁条，已经磨得发亮。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咚，咚，咚。 一楼是接待大厅。靠墙摆着一排长椅，两个人在等。一个是老太婆，抱着个布包，闭着眼打盹。另一个是中年男人，穿着打补丁的短褂，搓着手，眼睛盯着地面。值班台后面坐着个小伙子，是今年刚从芳草地分来的实习生，正在整理文件。看见陈四，他抬起头，咧嘴笑了笑。 “陈同志，下班了？” “嗯。”陈四说。他没停步，径直往门口走。 “明天见。” “明天见。” 陈四推开玻璃门。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煤烟和海水的气味。东英镇的街道已经开始暗下来了。煤油路灯还没亮，但沿街的店铺已经点起了油灯。铸铁框的玻璃橱窗里摆着搪瓷脸盆、铁皮水壶、成捆的布料。公共马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轮在水泥路面上碾出规律的声响。 他站在台阶上，深吸一口气。手伸进口袋，摸到烟盒。是“丰收”牌，最便宜的那种。他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又摸出火柴。划了三下才划燃。火焰在风里摇晃。他用手拢着，点着烟，深吸一口。烟很呛，呛得他想咳嗽。但他忍住了。 烟盒空了。他把烟盒捏扁，塞回口袋。火柴盒里也只剩两根火柴了。他记得早上还有大半盒。可能是今天掏口袋时掉了几根。 他抽着烟，看着街道。对面是“利民”杂货铺，老板娘正在上门板。旁边是“为民”饭馆，窗户里冒着热气。再过去是合作社的门市部，已经关门了，铁栅栏拉了下来。 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每一天一样。 陈四把烟抽完，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他走下台阶，往右拐，沿着人行道走。他的宿舍在归化民第三宿舍区，从派出所走过去要二十分钟。他通常走回去，今天也想走回去。 但他走了几步，就停住了。 他转身，看着派出所的办公楼。三层楼，砖混结构，方方正正，窗户都是高高的，漆成墨绿色。三楼的窗户有一扇亮着灯，那是所长办公室。王所长可能还在看文件。 陈四站了一会儿。风吹过他的后颈，凉飕飕的。他抬手摸了摸。全是汗。 他想起今天下午的任务。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去小码头巡逻。最近有艘从日本来的商船靠岸，船上有些新来的移民，按规定要在港区办理暂住证。他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去的。检查暂住证。码头人很多，挑夫、水手、小贩、办事员，挤挤攘攘的。他们查了十几个人，有两个没证的，带回来登记。其中一个老油子，嘴里不干不净的，被老王吼了两句才老实。 还有一些倭人，说话叽里咕噜的，怎么也听不懂。他是连写带比划地把这些人领去港务处办证。那些带刀的倭人，港务处将他们的刀具一一登记，长过十五厘米的一律扣下，暂存在办事处。
巡逻到下午三点多，收队。老王说要去东英镇买点东西，先走了。小李说家里孩子发烧，也得先回去。陈四说那你们先走，我回所里还枪。他们就分开了。 陈四一个人往回走。路过“为民”饭馆时，他进去喝了碗茶。老板认识他，给他倒了茶，还抓了把炒豆子。他坐在靠门的桌子边，喝了茶，吃了豆子，看了会儿街景。然后付了钱，两分钱流通券。老板说算了算了，陈四坚持付了。 接着他继续走。路过合作社门市部时，看见排着长队，是卖白糖的。他想起家里糖罐快空了，就也排了队。排了二十分钟，买了一斤白糖，用油纸包着，系上纸绳。他把糖塞进挎包，继续走。 然后……然后就回所里了。 一切都正常。 陈四又摸了摸后颈。汗更多了。 他转身，继续往宿舍走。但脚步慢了下来。他回忆着每一个细节。从码头到派出所，他走了哪条路？路过哪些店铺？和哪些人打了招呼？挎包什么时候开过？枪套什么时候…… 他停住了。 枪套。 他记得在码头时，枪套还好好地挂在腰带上。皮带扣很紧，他检查过。在“为民”饭馆喝茶时，他坐下又站起来，枪套撞在桌沿上，哐当一声。老板还开玩笑说，陈同志，你这铁疙瘩可别走火。他说不会，转轮是空的。 然后呢？ 然后排队买糖。人很多，挤来挤去。有个老太太差点摔倒，他扶了一把。挎包从肩上滑下来，他往上拎了拎。枪套……枪套好像…… 陈四的手开始发抖。 他站在人行道中央，傍晚的风吹过，掀起了制服的衣角。他慢慢抬起右手，放在腰间。腰带上空荡荡的。只有牛皮扣眼，和磨得发亮的铜扣。 枪套不在了。 他今天下午，从码头到派出所的路上，把枪套连同枪一起弄丢了。 不，不可能。他明明还了枪。老孙核对了编号，把枪插回了枪柜。他亲眼看见的。1743号枪，插在第二排第三个位置。皮带垂着。 可是……可是如果他丢的是空枪套呢？ 陈四的心跳得厉害。他感觉胸口发闷，像压了块石头。他强迫自己继续想。 在“为民”饭馆，枪套还在。排队买糖时，枪套还在吗？他记不清了。人那么多，挤来挤去。会不会是那时被人割了皮带？码头区常有扒手，专偷值钱的东西。但枪套？谁会偷枪套？铜扣值点钱，但为了这点钱冒这么大险？ 除非……除非枪还在里面。 不，枪是空的。他检查过。在码头巡逻时，他打开转轮看过，六发子弹都在腰间的子弹袋里。子弹袋……他摸向左侧腰带。子弹袋还在，皮盖子扣得好好的。他解开扣子，手指伸进去，摸到冰冷的金属。一发，两发，三发……六发。都在。 所以枪是空的。就算丢了，也是空枪。 可是空枪也是枪。元老院对枪支的管理规定，他背过。第三十七条：凡配发制式火器之公务人员，须确保武器随身，不得离手。第六十二条：火器遗失，须立即上报，延迟不报者，视情节轻重，予以记过、降级、开除乃至移交法办。 移交法办。 陈四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深吸一口气，又摸出烟盒，想起已经空了。他把空烟盒捏在手里，捏得咯吱作响。 怎么办？ 回去告诉老孙？告诉他我枪套可能丢了，但枪已经还了？老孙会怎么说？他会打开枪柜，拿出1743号枪，打开枪套。然后他会发现枪套是空的。因为枪已经插回枪柜了，枪套是空的。但枪套本身丢了。这算什么？算遗失枪支配件？规定里有没有这一条？ 或者……或者枪套根本没丢。只是他记错了。可能他下午把枪套解下来，放在哪儿了。放在派出所的抽屉里？放在自行车筐里？放在宿舍？ 对，有可能在宿舍。他早上出门急，可能把枪套落在床头柜上了。然后他今天一整天都只带着枪，没带枪套。枪是直接塞在腰带里的。所以还枪时，他是从腰里掏出枪，没有枪套。老孙没问，因为经常有人这样，嫌枪套碍事，只带枪。 陈四越想越觉得对。一定是这样。枪套在宿舍。他得回去看看。 他加快脚步，几乎是小跑起来。宿舍区在镇子西边，是新建的砖楼，一排排的，像火柴盒。他住在三号楼二层，207室。楼梯间里很暗，灯还没添油。他摸黑上楼，掏出钥匙，手抖得对不准锁眼。试了三次才打开门。 房间很小，十平米左右。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贴着元老院宣传画，是丰收的场景，金黄的麦田，归化民在笑。窗户开着，风吹进来，窗帘是蓝布的，轻轻晃动。 陈四打开灯。电灯，十五瓦，光线昏黄。他冲到床边，拉开床头柜抽屉。里面是袜子、手套、一副备用眼镜、几本工作手册。没有枪套。 他又拉开衣柜。制服挂着，常服叠着，最下面有个木盒子，装着私人物品。他打开盒子，里面是家信、一张全家福照片、一枚三等治安奖章。没有枪套。 床底下。他趴下去，用手摸索。只有灰尘，和一只拖鞋。 桌子上。只有搪瓷杯、钢笔、墨水瓶、一叠文件。 没有枪套。 陈四站起来，站在房间中央。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刺得生疼。他用手背擦了擦，手上全是灰。 枪套真的丢了。 丢在哪里？不知道。可能是在码头区，可能是在“为民”饭馆，可能是在买糖的队伍里。但无论如何，丢了。 他得上报。现在就去。回派出所，找值班的王所长，告诉他实情。枪套遗失，请求处分。记过也好，降级也好，总比移交法办好。他是归化民，从芳草地出来，干了七年警察，没出过大错。一次失误，应该不至于开除。最多调去偏远派出所，或者去当户籍警。饭碗还能保住。 对，现在就去。 陈四转身，拉开门，冲下楼梯。他跑得很快，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咚咚作响。跑到一楼时，差点撞到一个人，是同宿舍楼的老钱，在锅炉房工作。老钱说，陈同志，这么急？陈四没理他，冲出楼门。 外面天已经全黑了。煤油路灯亮了，一团团昏黄的光，在风里摇晃。街道上人少了，公共马车也少了。他沿着来路往回跑，布鞋踩在水泥路上，啪啪作响。跑过合作社门市部，跑过“为民”饭馆，跑过“利民”杂货铺。派出所的办公楼就在前面，三楼的灯还亮着。 他跑到台阶下，停住，大口喘气。汗水湿透了后背，制服粘在皮肤上，又冷又黏。他抬头看着那扇亮灯的窗户。王所长还在。 他走上台阶，推开玻璃门。接待大厅里，那个实习生还在值班台后面，正在打瞌睡。听到声音，他抬起头，揉了揉眼睛。 “陈同志？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找王所长。”陈四说。声音有点哑。 “所长在开会。”实习生说。“周例会，各股长都在。你有急事？” 陈四愣住了。周例会。他忘了。每周一下午五点，雷打不动。现在几点？他抬头看墙上的钟。五点二十分。会刚开始二十分钟，通常要开一个半小时。 “我……我等会儿。”他说。 “那你坐吧。”实习生指了指长椅。 陈四没坐。他走到楼梯口，想上去，又停住了。会议室在三楼，他不能闯进去。他靠在墙上，手伸进口袋摸烟，又摸到那个空烟盒。他把它掏出来，捏在手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能听见楼上隐约的说话声，是王所长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像钝刀子割肉。 “……上个月的治安案件，比前月上升百分之十五。为什么？因为你们松懈了。觉得天下太平了？我告诉你们，元老院最恨的就是松懈。临高是元老院的根基，东英镇是临高的门面。门面上有灰，元老院看得见……” 陈四听着。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他感觉喉咙发干，想喝水，但不敢离开。他怕一离开，勇气就没了。 又过了十分钟。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是内勤股的刘同志下来了，手里拿着笔记本。看见陈四，他点点头，没说话，径直走到值班台，跟实习生交代什么。然后他出去了。 陈四继续等。 五点四十分。五点五十分。六点钟。 楼上的说话声停了。然后是椅子移动的声音，开门的声音，脚步声。散会了。 陈四站直身体。他看见王所长第一个下来，后面跟着各股股长。王所长四十多岁，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制服穿得笔挺，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他一边下楼一边对刑侦股的王股长说话。 “……现场记录要规范，我说过多少次了。疑似就是疑似，确定就是确定。没有证据就不要写死。元老院讲究的是什么？实事求是。你们这样搞，将来出了问题，谁负责？……” 陈四迎上去。 “王所长。” 王所长停下脚步，看他一眼。“陈四？还没下班？” “我有事……想向您汇报。” “什么事？” “是……关于装备的。”陈四说。他感觉声音在抖。“我今天下午……我的枪套……可能丢了。” 王所长没说话。他看着陈四，看了大概五秒钟。旁边的几位股长也停下来，看着陈四。空气突然安静了。只有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 “丢了？”王所长说。“可能？” “是……我不确定。但找不到了。我回宿舍找了，没有。可能是在执行任务时……被人偷了。” “枪呢？” “枪还了。”陈四赶紧说。“枪已经还到装备室了。老孙核对的编号。只是枪套丢了。” 王所长继续看着他。然后转头对其他人说：“你们先走吧。” 几位股长点点头，下楼了。脚步声渐渐远去。大厅里只剩下王所长、陈四，和值班台后面假装整理文件的实习生。 王所长走到长椅边，坐下。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陈四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全是汗。 “详细说。”王所长说。他掏出烟，是“三亚”牌，比“丰收”贵。他点了一支，没让陈四。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袅袅升起。 陈四开始说。从下午巡逻开始，到码头检查，到“为民”饭馆喝茶，到排队买糖，到回所里还枪，到回宿舍发现枪套不见了。他说得很细，每个时间点，每个地点，每个动作。他尽量不漏掉任何细节。说到最后，他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听不见。 “大概……就是这样。”他说。 王所长抽着烟，没说话。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他没弹。直到烟灰掉在裤子上，他才伸手拍了拍。 “你的枪套，编号多少？”他问。 “枪套……没有编号。”陈四说。“只有枪有编号。” “皮带扣呢？皮带扣上有钢印，是出厂编号。” 陈四愣住了。他从来没注意过皮带扣上有编号。 “我……我不知道。”他低声说。 王所长叹了口气。他把烟摁灭在长椅扶手上，那里已经有很多烟疤了。 “陈四，”他说，“你干警察几年了？” “七年。” “七年。”王所长重复了一遍。“不算短了。规定应该都背过吧？” “背过。” “第六十二条，背给我听。” 陈四咽了口唾沫。他闭上眼睛，开始背。 “凡配发制式火器之公务人员，须确保武器随身，不得离手。如有遗失，须立即上报直属长官及装备管理部门，延迟不报者，视情节轻重，予以记过、降级、开除乃至移交法办。” “立即上报，”王所长说，“你做到了吗？” “我……我发现了就立刻回来找您了。”陈四说。他感觉自己脸在发烫。 “你几点发现的？” “大概……四点半。还枪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但不确定。我回宿舍找了，确定丢了，就立刻回来了。大概是五点十分。” “现在是六点零五分。”王所长看了看墙上的钟。“从四点半到六点零五分，一个半小时。这算‘立即’吗？” 陈四说不出话。 王所长又点了一支烟。这次他抽得很慢，一口，两口，三口。烟雾在空中盘旋。 “枪还在，”他终于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枪丢了，你现在就不是坐在这儿，而是在禁闭室了。” 陈四低下头。 “但枪套也是装备的一部分。”王所长继续说。“皮带、枪套、子弹袋、保养工具，都是登记在册的。丢了，就得有个说法。你说是被人偷了，有证据吗？有人证吗？有物证吗？” “没有。” “那凭什么认定是被偷了？万一是你自己弄丢的呢？万一是你嫌麻烦，故意扔了呢？” “我不会——” “我知道你不会。”王所长打断他。“但规定就是规定。装备遗失，首先要写情况说明，然后内勤股要调查，装备股要核实，最后要上会讨论，给出处理意见。记过是最轻的，扣三个月津贴。调离现岗位，去档案室或者后勤，看缺人情况。如果认定是严重失职，可能降一级，去乡镇派出所。” 陈四听着。每个字都像针，扎在他心上。扣津贴，调岗，降级。七年，他干了七年，才升到二级警员。如果降级，就回到三级，工资少三分之一。如果调去乡下，东英镇就没有他的位置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女儿还在念书，生活费怎么办？ “所长，”他抬起头，声音发颤，“能不能……通融一次？我保证，绝没有下次。我……我可以写检讨，可以扣津贴，但别调岗。我熟悉东英镇，每个铺子每个人都认识。我……”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王所长说。“规定就是规定。元老院最讲究什么？程序。程序不对，一切都白搭。你今天隐瞒不报，已经是错了。现在报了，还算你主动。如果等我们发现，性质就不一样了。” 他站起来。 “你先回去。写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从今天下午一点钟开始，到四点半，每个时间点在哪儿，做什么，跟谁在一起，写得清清楚楚。明天一早交给我。然后等通知。这段时间，你的配枪暂扣，不用出外勤了，在所里帮忙整理档案。” 陈四也站起来。腿有点软。 “是。”他说。 王所长看了他一眼，转身往楼上走。走到楼梯中间，他又停下，回过头。 “陈四，”他说，“枪套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尤其是记者。《临高日报》那帮人，鼻子灵得很。要是让他们知道了，写篇报道，说警察丢装备，元老院脸上不好看。你明白吗？” “明白。” “回去吧。” 王所长上楼了。脚步声渐渐远去。 陈四站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楼梯。值班台的实习生假装在写字，头埋得很低。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走。六点十分了。 他转身，走出派出所。玻璃门在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街道已经完全黑了。煤油路灯的光晕在风里摇晃，像一个个漂浮的、昏黄的茧。几个行人匆匆走过，缩着脖子。远处传来蒸汽自走钟的汽笛声，悠长，低沉，像叹息。 陈四走下台阶，沿着人行道往宿舍走。脚步很慢，很沉。 他想起王所长的话。记过，扣津贴，调岗，降级。每一种都可能。但至少，饭碗还能保住。只要枪没丢，只是枪套，最坏也就是降级。去驻村就去驻村，好歹还是警察。女儿还能继续念书。老婆…… 他停住了。 老婆。他还没告诉老婆。上个月老婆还说，想买台缝纫机，合作社在搞分期付款。他答应了，说下个月发了津贴就去申请。如果降级，津贴少了，缝纫机就买不成了。老婆会怎么想？会埋怨他吗？还是会说，算了，人没事就好？ 他不知道。 他继续往前走。路过“为民”饭馆时，他往里看了一眼。饭馆里还亮着灯，有几桌客人在吃饭。老板站在柜台后面，低着头算账。老板娘在擦桌子。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陈四看着老板。老板姓张，叫张什么来着？忘了。大家都叫他老张。老张五十多岁，矮个子，脸上有麻子，笑起来很憨厚。陈四经常来这儿喝茶，有时候下班晚了，也在这儿吃碗面。老张总是多给一筷子青菜。 今天下午，陈四在这儿喝茶时，枪套还在。老张还开了玩笑。 然后呢？ 然后他排队买糖。队伍很长，人挤人。有个老太太差点摔倒，他扶了一把。挎包滑下来，他往上拎了拎。那时候枪套还在吗？他记不清了。人那么多，会不会是那时候被人割了皮带？ 或者……或者在更早的时候？在码头？码头人更多，更杂。扒手也多。他们专门盯值钱的东西。枪套的铜扣，皮带上的黄铜卡子，都能卖钱。会不会是那时被偷了？ 陈四站在饭馆门口，看着里面的灯光。他突然想进去问问老张，问他看没看见自己的枪套。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能问。王所长说了，不要跟任何人说。尤其是记者。老张虽然老实，但万一说漏嘴呢？万一传到记者耳朵里呢？ 他转过身，继续往宿舍走。 但走了几步，他又停住了。 一个念头冒出来，像冰锥一样刺进他的脑子。 如果……如果不是被偷了呢？ 如果是他自己，在某个时候，把枪套解下来，放在哪儿了。然后忘了。也许放在码头的某个角落，也许放在“为民”饭馆的桌子下面，也许放在买糖的柜台上。然后被别人捡走了。 捡走的人，会怎么处理？ 如果是好人，可能会交到派出所。但如果是坏人呢？如果是想干坏事的人呢？ 枪套里没有枪。但枪套本身，就是警察的象征。如果有人拿着枪套，冒充警察…… 陈四感到一阵寒意，从脚底升到头顶。 不会的。他对自己说。枪套不值钱，捡到的人多半会扔掉。或者交给派出所。明天一早，可能就有人送来了。老张可能会送过来，说陈同志，你的东西落我店里了。或者码头的工人捡到了，交到派出所。然后王所长会说，你看，虚惊一场。记个警告处分，下不为例。 对，一定是这样。 陈四加快了脚步。他几乎是小跑着回到宿舍。上楼，开门，开灯。房间里空荡荡的，和他离开时一样。床，桌子，椅子，衣柜。一切都没变。 他脱了制服，挂在椅子上。然后走到脸盆架前，拿起搪瓷脸盆，去走廊尽头的水房打水。水龙头里流出冷水，他用毛巾浸湿，擦了把脸。水很凉，刺激得他打了个哆嗦。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三十四岁，眼角已经有了皱纹。头发有点乱，下巴上胡子拉碴。制服衬衫的领子磨得发白。一个普通的归化民警。干了七年，没立过大功，也没犯过大错。每天巡逻，检查，写报告，开会。像钟表里的齿轮，按部就班地转。 他以为会这样一直转下去，转到退休，领一份养老金，回乡下养老。女儿长大了，嫁人了，他当外公。平凡，但安稳。 可现在，齿轮卡住了。 因为一个枪套。 陈四放下毛巾。他走回房间，关上门，坐在床上。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开始写情况说明。 “三月十七日下午，我奉命前往码头执行移民证检查任务。同行者有王德山同志、李建国同志。任务于十三时开始，十五时三十分结束。结束后，王、李二人先行离开，我独自返回派出所。途中，我曾于‘为民’饭馆休息约十五分钟，期间饮用茶水一碗。随后，我在合作社门市部排队购买白糖，约二十分钟。十六时三十分许，我返回派出所，将配枪交还装备室。十七时，我返回宿舍，发现枪套遗失。十七时十分，我返回派出所，向王所长汇报。以上为事情经过。本人保证所述属实。陈四。圣历十年三月十七日。” 他写完，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抽屉。 明天一早交给王所长。然后等。 等通知。等处理意见。等命运的安排。 他躺到床上，关了灯。黑暗笼罩下来。窗外有月光，淡淡的，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苍白的光。 远处，高塔上的蒸汽自走钟的汽笛又响了。这次更近，更清晰，像某种巨兽的哀嚎。 陈四闭上眼睛。 他想起枪套的样子。牛皮，磨得发亮。皮带扣是黄铜的，已经有些暗了。枪套侧面有个小口袋，用来装擦枪布。他上周才上过油，皮子摸起来很柔软。 丢在哪里了？ 究竟丢在哪里了？ 他想着，想着，直到睡意像潮水一样涌来，将他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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