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先生 咸亨酒店的格局,自从髡贼来了后,是渐渐不同了的。 先前的柜台旁,总挂着水牌,写着赊账的姓名。如今换了澳洲玻璃镜,镜面两侧用红漆描着新式数码字,据说是“阿拉伯”的写法。掌柜的也改了旧习,手指在算盘上打得噼啪响时,眼角总要瞥瞥墙上那张《临高时报》,上面印着“崇祯二年”的字样——虽然崇祯爷登基才一年,澳洲人却偏要说二年,这也算是新朝的气象了。 我仍在这店里当伙计,却觉得世上许多事看不懂了。短衣帮的仍站着喝酒,穿长衫的却日见稀少。偶有几个旧相识踱进来,脸上总挂着惶惶的神色,说些“礼崩乐坏”“夷夏之防”的话。掌柜的开始是不搭腔,后来索性在柜上摆了一本《临高常用字表》,封皮印着个短发无须的人像。 在这样的日子里,范先生是唯一还完全守着旧规矩的人。他身上的青布长衫,袖口已磨出了经纬,却浆洗得极挺括。进门时必要在门槛上跺三下脚——这是老辈人传下的规矩,说是跺去晦气。然后才缓步到柜台前,从褡裢里摸出铜钱,一枚枚排在乌木柜面上,总要排出个“品”字形。 “温一碗酒。”他的声音总是平直的,像私塾先生念《千字文》。 几个穿澳洲短打的伙计便吃吃地笑。他们原是本地的泼皮,如今进了“百仞城务工团”,说话便带了三分澳洲腔:“范老爷又来体察民情了?” 范先生不理会,只等着黄酒烫好,用三根手指托着碗底,徐徐地喝。喝到一半,必要从怀里掏出本毛边的《四书章句》,就着昏黄的油灯看几行。那书页黄得厉害,边角都起了毛,他却翻得极郑重,仿佛指间不是纸,是绢帛。 有一日,掌柜的忽然说:“范先生,现钱交易了。澳洲流通券也行,铜钱要足陌的——百文算一贯。” 范先生的手停在半空:“历来都是九八钱……” “新规。”掌柜的指着墙上告示,“澳洲人财政厅定的,叫‘金融标准化’。” 他沉默了许久,慢慢从褡裢深处摸出两枚簇新的银角子,上面压着陌生的花纹,中间一个“壹”字。掌柜的用戥子称了,又对着灯看了成色,这才点头。 满店的酒客都望着那银角子。一个后生忽然说:“范先生,听说县学要停,改了什么‘芳草地定向培养班’了?” 碗底在柜面上轻轻一顿。 “童生试也不考了,在那个学校里要考……考什么‘业务能力测验’。”后生说得兴起,脸上的横肉块块饱绽,竟站到条凳上,“八股文章抵不上澳洲人一张表格!” 范先生的脸色渐渐灰败下去,像雨前的天色。他慢慢收起书,酒还剩着小半碗,却推开不喝了。临走时,忽然回头问:“《县志》修到哪一年了?” 没人答话。只有掌柜的幽幽地说:“澳洲人来后,停了。” 那日他走出门的背影,在暮色里拖得很长,长得像要伸到万历年间去。 后来才听说,范先生原是万历末年的秀才。天启年间县里修志,他任采访员,采了七年,写满十二本毛边纸。髡贼破城那日,他抱着志稿躲进地窖,三日后出来,衙门已挂了蓝白旗——澳洲人管那叫“启明星旗”。 中秋前,范先生忽然连着三日没来。第四日黄昏,他来了,长衫下摆沾着泥点,怀里却抱着个蓝布包袱。 “温酒。”他的声音有些哑,“要烫得透些。” 解开包袱,里面是整套的《琼州府志》,天启年刻本。书页间夹着许多笺条,用工楷写着蝇头小字。 “掌柜的,”他第一次用商量的语气说话,“这套书……抵一个月酒钱,使得么?” 掌柜的拈起一册,翻了两页,摇头:“澳洲图书馆长来看过,说这些方志‘封建色彩浓重’,只收去……做什么‘批判研究’。” 范先生的手按在书页上,青筋凸起如蚯蚓。许久,他慢慢说:“这里记着万历三十七年大旱,知县曾公设粥厂三处,活民千人……都是封建么?” 正说着,门外驶过一辆澳洲马车,铁轮子在石板路上碾出轰隆隆的响动,把他的话全淹没了。 腊月廿三,祭灶的日子,范先生做了件惊动全镇的事。 他把那十二本县志手稿,一页页拆开,贴在县城里文昌阁外的照壁上。又从早到晚立在壁前,逢人便指着解说:“这里是赋役沿革……这里是烈女名录……” 看热闹的围了三层。有笑他的,有叹他的,也有新来的澳洲人,举着黑匣子似的“相机”拍照。有个戴眼镜的澳洲干部挤进来,看了半晌,忽然说:“这些人口数据很有价值,可以录入数据库。” 范先生眼睛亮了一瞬:“录入……是何意?” “就是抄进电……抄进新式簿子。”干部摸出笔记本,刷刷写着什么,“老先生,明天来县办签个授权书,按手印就行。” 第二日,范先生天不亮就去了。等到日上三竿,却空着手回来,径直走进咸亨酒店。 “酒。”他只说一个字。 喝到第三碗时,他才喃喃道:“授权书……要签字放弃一切权利。一切权利……”忽然抬头问:“《大明律》里,可有这样的条款?” 满店寂然。掌柜的低声说:“范先生,如今不兴《大明律》了——澳洲人颁了新法啦。” 他怔怔地坐着,忽然笑起来,笑出了眼泪。笑完了,从怀里摸出那张授权书,就着油灯点燃。纸灰飘飘荡荡,落在剩酒里,浮起一层黑。 开春后,文昌阁要改建“启明学堂”。 那阁是成化年间修的,三层飞檐。去年飓风吹歪了东南角的梁柱,瓦片漏得厉害。里正说要修,可祠堂的公款早被挪去换澳洲的“蒸汽抽水机”。拖到今年春,梁上裂缝能塞进拳头。 动工那日,范先生坐在阁前石阶上,膝头摊着最后一本手稿。拆梁的工匠绕开他,他也浑然不觉,只是埋头写着什么。 晌午时分,澳洲监工来了,是个二十出头的后生,说一口怪腔官话:“老先生,让让罢,要拆匾了。” 范先生抬起头,眼神空茫:“这匾……是嘉靖六年立的。” “知道知道,历史文物嘛。”后生不耐烦地挥手,“拆下来送博物馆,比挂在这儿强。” “博物馆?” “就是……就是收古董的地方。” 范先生缓缓站起,抱着手稿,一步步后退。退到照壁前,忽然转身,用身体护住那些发黄的纸页。 人群骚动起来。监工上前拉他,一扯,长衫的袖子裂了半幅。纸页雪片般飞散,在春风里打着旋,有几张飘进了正在拆除的阁楼里。 范先生忽然不动了。他看着满地纸页,又看看残缺的文昌阁,嘴唇翕动了几下。最后,整了整撕裂的长衫,朝阁里走去。 “危险!”有人喊。 他已经跨过瓦砾,在正厅的断壁前坐下,摊平最后一页稿纸,掏出笔墨。阳光从破顶漏下来,正好照在他佝偻的背上。 监工要追进去,被老匠人拉住了:“由他罢。” 那天,文昌阁终于轰然倒塌。人们从废墟里找出范先生时,他身子还是坐着的,手里紧握着笔。面前摊开的稿纸上,墨迹未干: “……崇祯元年十一月,髡贼入临高。是岁,县志绝笔。”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像是新添的:
“后世君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孰谓无凭?” 启明学堂到底是建成了。奠基碑上刻着两行字:“告别蒙昧,迎接科学”。落款是:“澳洲元老院敬立,崇祯三年春”。 只是镇上的老人偶尔还会说起,文昌阁倒塌前的那束光里,范先生写字的身影,像极了祠堂里供着的先贤画像。 咸亨酒店如今兼卖澳洲汽水。玻璃镜上的价码表,一律用红漆写着阿拉伯数字。只有掌柜的记得,每月总有几天,他会梦见乌木柜面上排着的“品”字形铜钱,一枚枚亮晶晶的,像是谁的眼泪结成的冰。而墙上那张《临高时报》,在“崇祯三年”的数字下面,不知被谁用指甲划了一道极浅的印子——浅得几乎看不见,像岁月本身留下的抓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