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宋帝国《临高时报》 1685年11月30日 发自贝尔格莱德前线 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处的天空,被1685年深秋的硝烟与初冬的寒雾所笼罩。尽管季节更迭、后勤吃紧与内部裂隙的警告声不绝于耳,维也纳同盟的战争机器在短暂的迟疑后,依旧选择了遵从最炽热的军事冲动。1685年11月,同盟军最高指挥部驳回了任何暂停攻势、转入冬季营地的稳健建议,决心一鼓作气,直驱这场战争自计划之初便悬于顶端的最终奖赏——奥斯曼帝国在欧洲腹地最坚固的战略堡垒,贝尔格莱德。同盟军总指挥,路德维希·威廉,甚至向全军将士发出了一个充满豪情却也暗藏风险的口号:“我们将要在贝尔格莱德的城墙内度过新年!” 这句承诺,如同一剂强心针,也如同一道不容退缩的军令,将数以万计的士兵推向多瑙河右岸那片巍峨而森严的城塞之下。一场考验意志、消耗资源、并可能决定未来数年巴尔干局势的残酷攻城战,就此拉开序幕。 战斗的序幕在11月5日午时刺骨的寒风中正式拉开。然而,大自然率先给了志在必得的进攻者一个下马威。比预期更早降临的寒潮,将贝尔格莱德外围的土地冻得坚硬如铁。这一变化,使得同盟军原本精心筹备、并寄予厚望的攻城战术——即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由法国元帅沃邦系统化的“平行壕与锯齿形壕沟逼近法”——几乎无法实施。这套依赖士兵大规模、高效率挖掘泥土,构筑层层递进、可掩护部队和火炮的安全交通壕与进攻阵地的系统工程,在坚如岩石的冻土面前进展极其缓慢,成本高昂得令人绝望。工兵的铁镐砸下去,往往只能留下一个白点。计划中那种有条不紊、步步为营,用壕沟网络将己方伤亡降至最低的“科学攻城”设想,在现实面前被迫放弃。联军不得不转而采用更为直接、但也必然代价更大的方式:在有限的、能够挖掘的区域建立基础炮兵阵地和营地,然后准备以正面强攻和压倒性炮火作为破城的主要手段。这一开局的不利,似乎预示着此次攻城将比预想中更为艰苦。 然而,逆境之中,同盟军手中一张关键的王牌开始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那便是经过澳宋顾问系统训练与编组的炮兵部队。当传统的土木工程受挫时,澳宋的火炮成为了撕开城防的唯一希望。从11月5日起,数量空前、口径各异的火炮被推至前沿预设阵地。炮击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有着明确的重点:削弱城墙、压制敌炮、摧毁城头工事。得益于澳宋炮兵操典强调的集中使用、测距计算与持续火力管控,炮击的效率和准确性远非昔日可比。到了11月14日,持续近十日的猛烈炮击终于收获了肉眼可见的成果:贝尔格莱德面向多瑙河一侧及部分南侧古老而厚重的石砌城墙,被轰出了数个触目惊心、犬牙交错的巨大缺口,砖石崩塌形成的斜坡,为步兵突击创造了理论上的通道。更有甚者,联军炮兵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与专业,将部分轻便而精准的野战炮阵地,推进到了距离城墙缺口极近、几乎可以实施直射的危险距离。这些火炮以近乎平射的角度,向缺口后方及两侧的防御工事、兵力集结点倾泻霰弹和实心弹,实施了毁灭性的清扫射击,极大地压制了守军在缺口处的防御能力。炮火的怒吼,成为了这一时期战场唯一的主旋律,也成为了守城者无尽噩梦的根源。 决定性的总攻在11月16日黎明后的猛烈炮火准备中发起。在进行了最后一轮旨在清除障碍和杀伤守军有生力量的集中炮击后,哈布斯堡军队的号角声压过了隆隆炮声。以精锐的巴伐利亚部队为核心组成的突击队,在年轻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埃马努埃尔的亲自率领下,如同决堤的洪水,向着城墙最薄弱、也是炮火准备最充分的那个巨大缺口发起了冲锋。尽管城头残存的奥斯曼守军,包括耶尼切里士兵和武装市民,依托断壁残垣进行了绝望而猛烈的射击,铅弹和箭矢如雨点般落下,但突击队仍以惊人的意志和承受伤亡的决心,顶着火力,踏着碎石瓦砾,蜂拥而入,成功突入了贝尔格莱德城内。至此,战役进入了最为血腥和混乱的阶段——巷战。狭窄的街道、错综复杂的房屋、每一座清真寺和石质宅邸都成为了临时堡垒,奥斯曼守军和大量不愿屈服或恐惧报复的穆斯林居民,进行了逐屋逐街的拼死抵抗。战斗的残酷性瞬间飙升至顶点,短兵相接、冷热兵器混用的搏杀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上演。然而,正如战前澳宋观察员曾指出的那样,哈布斯堡军队在基础的小队战术、武器熟练度和集体纪律性上,确实占据着训练层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混乱的巷战中逐渐转化为控制力。联军士兵以小型战斗组为单位,相互掩护,逐步清剿据点,虽然推进缓慢且代价不菲,但战线确在一点一点地向城市中心,向内城堡垒(卡莱梅格丹城堡)的方向压缩。 面对内外夹击、大势已去的局面,贝尔格莱德总督,老练的穆斯塔法·帕夏,不得不做出了痛苦的决定。他收集残存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放弃了已成火海与屠场的城区,撤退至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山崖上那座几乎不可攻克的内堡——卡莱梅格丹城堡,企图凭借这天险做最后的坚守。然而,失去了外围城区的支撑和内堡自身水源补给可能被切断的威胁,使得这种坚守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在联军调转炮口,将部分重炮对准内堡,并完成合围之后,这座最后的堡垒也未能创造奇迹。在坚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内堡也最终告陷。飘扬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星月旗,从贝尔格莱德的上空坠落。路德维希·威廉藩侯“在贝尔格莱德过新年”的豪言,以一种血腥而彻底的方式,提前得到了实现。 辉煌的胜利捷报正以最快速度飞向维也纳、华沙和威尼斯,然而,在贝尔格莱德残破的城垣之内,欢庆的气氛却迅速被两个冰冷而现实的困境所冲淡,它们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同盟军下一步军事决策的头顶。首要的、也是最迫在眉睫的阻碍,是严酷的冬季和因此雪上加霜的后勤。冬季的全面降临,使得原本在秋季就已显得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变得几乎难以为继。道路被冰雪覆盖或化为泥泞,河流可能局部封冻,运输车队举步维艰。尽管靠着攻破贝尔格莱德所缴获的部分存粮和物资,大军目前尚未陷入断粮的绝境,但补给状况只能用“勉强度日”来形容。弹药、药品、寒衣的补充速度远低于消耗,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和士气正受到寒冷与匮乏的持续侵蚀。其次,那个一直存在但被共同目标暂时掩盖的战略分歧,在主要目标达成后,变得空前尖锐和现实。对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而言,收复贝尔格莱德只是“大匈牙利”梦想的一部分,他们的目光已经迫不及待地投向了更南方的塞尔维亚腹地、甚至波斯尼亚,急于利用奥斯曼此次重创,最大化地收复失地。然而,对于波兰-立陶宛联邦而言,贝尔格莱德的陷落标志着其依照盟约所承担的核心义务已基本完成。波兰贵族和军队更关注的是黑海北岸的利益,他们对在严冬中,拖着补给困难的队伍,继续向南为奥地利人的土地冒险,兴趣缺缺,甚至认为这是一场“不太必要且极度不合时宜的军事行动”。这种根本性的利益分歧,正使得同盟的联合指挥部陷入争吵与僵局,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变得迷雾重重。 本报记者在尚弥漫着硝烟与肃杀之气的贝尔格莱德城内,尝试采访了不同阵营的人士。一位跟随奥地利军团行动的澳宋军事观察员,在谈及攻城过程时,表情并无太多喜悦:“炮兵的技术优势得到了充分验证,这是胜利的基石。但攻坚和巷战的过程,再次暴露了我们之前报告中提到的步兵战术协同与基层指挥问题。胜利掩盖了缺陷,但也支付了不必要的代价。现在,如何维持这支疲惫之师的战斗力,将是比攻克下一座城市更考验指挥官的难题。” 一位巴伐利亚步兵上尉,在篝火旁裹着毯子,对记者坦言:“城堡拿下了,但我们连一身干燥温暖的备用衣服都等不来。很多人穿着磨破的靴子在站岗。继续向南?在上帝重新让土地变软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待在这里,或者后退到能舒服过冬的地方。” 而在波兰军营中,一位翼骑兵指挥官的态度则更具代表性:“我们履行了誓言,展示了联邦的武勇。贝尔格莱德的钥匙已经交给了皇帝。现在是时候讨论我们应得的报酬,以及下一步在哪里、为何而战了。波兰的骑兵不适合在冬天南方的山地和森林里消耗。” 结合战场现实与各方表态,本报特邀评论员、军事分析家赵拓做出了以下个人分析:“贝尔格莱德的光复,无疑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术与战略胜利。它彻底扭转了自1521年该城陷落以来中欧面对奥斯曼的被动防御态势,将基督教世界的防线极大地向前推进,并沉重打击了奥斯曼帝国的威望。然而,这场胜利很可能标志着此轮同盟战略进攻的‘顶点’。” 赵拓认为,两大阻碍几乎无法在短期内克服。“冬季是不可抗力,它强制所有军事行动进入低潮期。而奥波之间的战略分歧,则是结构性矛盾,绝非一纸盟约或一场胜仗可以弥合。波兰的犹豫和自身利益诉求是完全合理的。因此,在未来数月内,同盟军大概率将转入以贝尔格莱德为核心的防御和巩固阶段,消化战果,艰难维持补给,而不太可能发动新的大规模南下攻势。这给了奥斯曼帝国宝贵的喘息之机,新任大维齐尔柯普鲁律正需要时间重整军队。”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赵拓总结道,“澳宋的影响力在此战中通过其训练的炮兵得到了间接却辉煌的展示,但其‘有限介入’的模式也决定了,它无法代替盟友解决后勤、政治协调和士兵耐苦力这些根本问题。贝尔格莱德的陷落,就像是用力挥出的一记重拳,确实击倒了对手,但挥拳者自己也因用力过猛而出现了短暂的僵直和喘息。同盟现在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再次挥拳,而是如何恢复体力,并决定下一拳该打向哪里,以及最重要的——为了谁的利益而打。贝尔格莱德的血与火照亮了过去的荣耀,但其废墟之上弥漫的寒雾,则笼罩着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座城市的陷落,或许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干脆开端,而是一个复杂篇章的、充满矛盾与隐忧的起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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