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余烬 于 2025-4-10 14:00 编辑
至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澳宋的未来。 穿越至今,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树立了一座座丰碑,在医疗教育领域完成了最基础的设施建设和人才培育,在文化艺术宣传领域也算独树一帜、颇有成效,在军队建设领域更是达到了全世界断档的领先水准,可唯独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组织架构,似乎很久没有再往前挪动哪怕一小步。 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可究其原因我想还是各位元老个人欲望与国家利益冲突的结果。有太多元老认不清自己的位置,忽视了自身的力量,而天然的把个人与国家放在对立面。事事以自身利益为重,事事先计较个人得失。 十年了,不少元老还保持着自己的小市民心态和被害妄想症,不信任元老院,不信任风雨同舟共济十载的彼此,把自身与元老身份割裂开。很多人还缺少一个认识,我们不再是之前的普通人,在座的各位有一算一全都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国家意志就是我们的意志,国家利益同样是我们的利益。老张元老除外,他已经没救了。 女仆革命就是一次很好的例子。就算它只是推动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变革,但依旧是一次让我们见证或使用自己手中的力量去捍卫集体权益的深刻实践。至少它让我们重新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不是旁观者,不是评论员,而是真正有资格动用制度杠杆改变国家的人。 整整十年,我们元老院依旧是个草得不能再草的草台班子,但我们好说歹说是把台子搭起来了。如何登台唱戏是各凭本事的事,但如何把台子搭得更完整,更像那么回事儿需要集体的努力。 我在这先抛砖引玉,说些自己的拙见,等我讲完大家也就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对,先让我看看,这回大家手里没藏个鸡蛋啥的吧。 言归正传,我先从这组织架构讲起。 长久以来,与其说我们的澳宋是一个地方势力、割据政权,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东印度公司。空有一股子开天辟地的豪情,却尽显小家子气。从一开始公司股东式的分红就可见一斑。当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个不得不谈的话题。 我们现在的架构就像一个拼接的玩具,外表上像那么回儿事,但实际操作上功能不全。各部门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沟通协作,这一现象在一些元老直辖的部门尤为严重。此外,随着我们版图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张,原有的一些组织架构已经逐渐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治理需求。尤其在政策执行和协调上,臃肿的官僚机构已经初见雏形,一步步拖慢着元老院发号施令的步伐。 而在座的各位,有些人也是怕惯了,挂着各种各样早期划定的杂七杂八的工作牌子不放,生怕丢了什么位子就是被篡了权。你说一个堂堂元老,天天守着个水利小组、物资调度处跟归化民干部争茶水间钥匙,也不嫌丢人。 我们只有五百个人,覆盖到全行各业那注定是杯水车薪。纵使大家身兼数职,也难免无法做到时时兼顾。盘子越来越大,底子越来越厚,我们终究不可能事必躬亲,像刚来时那样派元老做农技员去给地主老爷们服务。放手、放权那是注定的事。 而让权与归化民却又造成了另一种弊病——那就是上层决策与下层执行之间的脱轨。 这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我们没有理清“元老-归化民”、“政策-执行”、“战略-战术”之间应有的边界与传导机制。 本来嘛,我们这些元老大都不是搞管理出身的,也不是做官的材料,进了体制才知道,“组织”这玩意,不是画几张流程图、拉几张表格就能跑得顺的。我们学得挺像,可我们不是在模拟公司,是在治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于是,咱们澳宋就像一台拼装起来的混合动力车——前头装的是现代化决策系统,中间嵌了几节计划经济的指令通道,底盘却踩在一帮归化民干部构成的旧式地基上,跑起来倒也能动,只不过时不时发出些异响。 许多部门一开始是从旧时空照搬的,仿的是日本、苏联、新加坡、欧美的大杂烩——科技口爱分专业局,行政口好设协调组,安全系统则讲究“线头不能乱”,结果搞出来一个层层上挂、级级有头的官僚结构。上头政策出的快,下头回报也挺快,但这中间谁是拍脑袋、谁是拍胸脯、谁又是拍屁股走人,就不是一句“统筹协调”能解释的清楚了。 尤其是一线工作,部门协调一多,职责一交叉,归化民干部干起活来就容易变成“只认上级,不认规章”,而元老这边,看到汇报、数字和总结也就心满意足。于是“上面文山会海,下面按图索骥,中间推诿踢皮球”,就成了某些部门的日常。 最要命的是,我们没能建立一个“咬合式”的传导机制——也就是说,从元老的决策意图,到中层的解读实施,再到基层的具体执行,各级的权力和责任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咬合状态。你上面再细化,下面听得是味儿;你上面再科学,下面落的是章程。层级越多,失真越大,偏差就越大。而这种偏差——往往不是立场问题,也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我们组织构造的根本性缺陷。 比如地方委员会,各地设立之初是为了统筹元老与归化民的力量,解决人力不足问题,强调“就地用人,就地管理”。可实际运行中呢,常常是元老说一句,归化民转述一句,到了执行岗就变成“首长指示”了。久而久之,归化民干部上行下效,也学会了“看首长脸色行事”,这就和我们本来要建立法治化、制度化、流程化的组织逻辑,背道而驰了。 再比如职能机构重叠的问题。教育口、民生口、工业口,甚至同属一个委员会下属的几个处室,往往存在职责交叉、边界不清的问题。一项基础工程的审批,能从经济规划委员会转到民政局,又兜回来给工程处,前后七八个印章,时间全浪费在“谁负责”的扯皮上。归化民干部倒是能跑腿干活,就是常常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这就不是纪律问题,是架构问题了。 说到底,我们在组织设计上,缺的不是热情,而是一次真正的理性“自我审查”——我们该把什么权力集中到元老院手上,又该把哪些事务彻底放给基层?哪些要靠流程固化,哪些靠人治补位?哪些岗位需要元老坐镇,哪些岗位归化民就足以胜任?这些问题我们曾经草草地解决了,但如今看来,草草应付的代价正在一点点浮现。 所以我才说,与其天天喊“治理现代化”,不如先把我们这台组织机器拆一遍,看清楚是哪几颗螺丝钉松了,是不是齿轮配错了型号。组织架构,从来都不是一锤定音的,它需要反复调试、反复修正,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大胆地砍掉某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旧构件。要不然,再多的纲领和计划,也不过是贴在斑驳机壳上的漂亮标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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